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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報章背后的權力之影:晚清民國的媒體與政治

王杉杉2019-02-25 14:04

(圖片來源:全景視覺)

王杉杉/文

1911年6月,上海發行量極廣的《東方雜志》刊登了一幅袁世凱的照片,圖中有船上二人,身披蓑衣,頭戴斗笠,一人在船頭垂釣,一人在船尾執蒿。配圖文字是:“垂釣者為尚書(袁世凱);執蒿者,尚書之介弟也。”事實上,這是袁世凱授意《東方雜志》在此時機刊登的。此時袁已被當權的攝政王載灃罷職回鄉,正經歷人生“至暗時刻”。而朝廷中載灃等親貴新成立的“皇族內閣”同推動改革的立憲派諸臣矛盾深重,有大臣主張恢復袁世凱職務,但都被載灃阻攔。袁世凱名為辭官,實際仍暗操政局。他自導自演一場漁翁垂釣的畫面,為的是向載灃表明,自己無爭權的野心。當然,他在等待朝廷主動邀請他“挽救大局”。后來的武昌起義,便提供了機會。

這是近代中國的政治家利用媒體傳達信息的一個典型個案。我們今天,仍然會通過媒體來獲得政治人物的行蹤,以及判斷其背后意涵。當然,媒體的重要性遠不止于此,推而廣之,如今我們幾乎在社交媒體的包裹下生活,人們在盤點過去一年親歷親聞的大事件時會發現,媒體不僅影響著我們對事件的記憶,媒體甚至是事件本身的制造者。現代意義上的大眾媒體,不僅重塑了人們接受信息的方式,也撬動了原有的社會規則。而這種現象正要追溯至晚清民國時期大眾媒體在中國的誕生。馬建標的《權力與媒介:近代中國的政治與傳播》以還原史實的方式,以包括“袁世凱垂釣”在內的諸多個案,為權力與媒介的關系,提供了無數生動的新細節。

媒介傳播的政治化

熟悉歷史的人,自然知道報刊對近代中國的意義。自晚清中國有報紙以來,其已成為當時最重要的媒介,內容日益豐富,時至清末,已有《申報》、《大公報》、《順天時報》等綜合性商業大報,版面覆蓋到政治新聞、社會資訊、和文學作品,并有成熟的商業廣告和攝影內容。民國以后,報刊的門檻更愈來愈低,地方報紙和時效性小報鋪天蓋地,而批量化印刷技術使得報紙得以留存于世。近現代報刊能夠全方位反映當時的政治、經濟、社會和觀念,堪稱百科全書式的史料。因此,不少學者都慣于用報刊觀察和研究近現代的中國。

回到“袁世凱垂釣”的案例。一張賦閑政客坐船垂釣的照片,似乎再正常不過,外人很難看出任何波瀾。但是,在政商界的精英眼中,這卻是非凡的政治信號。中國傳統政治權力分配的秘密性尚存在于袁世凱的時代,但這種規則已經藉由現代傳媒而迭代升級,形象依賴印刷術的流通,成為更具影響力的權力武器。而報刊就肩負為特定派系政客傳聲的重要使命。刊登這一照片的《東方雜志》,由上海的商務印書館創刊于1904年,因其緊跟時勢、內容綜合,加之商務印書館因維新派進士張元濟的加入而影響力俱增,《東方雜志》也成為精英群體中一股不可忽視的輿論力量。作者發現,當時袁世凱遠在河南老家,如何遙控指揮上海的雜志為其裝扮政治形象,成為重中之重。關鍵角色乃是袁在上海任要職的心腹蔡乃煌。蔡乃煌當時擔任上海道,與上海政商關系密切,他和《東方雜志》主編孟森,通過商界立憲派領袖張謇建立的交集,蔡乃煌和孟森合作的背景,是當時為共同對抗“皇族內閣”,北洋派與立憲派尋求合作。

作者將其概括為“傳播的政治化”。實際上,這僅僅是政治化的開始。晚清的《東方雜志》,發行尚小,種種政論、資訊,也只在政學界同溫層中互相傳遞而已。但民國以后,報刊受眾逐漸下移,至1920年代,縣鄉素民也成為報刊的讀者。但與之纏繞共生的,是報刊并未在現代傳媒發展的軌道上,以公正性和公信力發展為行業標準,而是對政黨、團體的依附性越來越強,直到連多樣的利益團體也各自歸隊,報刊也走向宣傳機器化。

本書未能探討的眾多國民黨黨部的機關報便是如此。北伐之后,國民黨在統治區域建立基層黨部,試圖將權力觸角深入最底層。黨部在“訓政”名義下,關閉了議會,占據了議會場地,以“民意機關”自居,在法律上獲得監督政府、參與地方事務的權力。此前由地方新派人物所辦的報刊,有些也被黨部收編,成為黨部的機關報,改換門庭繼續發行。且不論對上負責的黨部,是否真的能代表地方民意,國民黨各黨部對報刊的控制,本身就是政治權力強力介入媒體的結果。

輿論話語的正反力量

此外,借傳播新觀念、建構新話語來引導、控制輿論,也是近代以來媒體的特征。作者單辟一章,以“一戰”時期國際思潮在中國的傳播為例,細數列寧主義傳入給陳獨秀帶來的命運變化和威爾遜主義在報刊的呈現。誠然,我們從今日回頭看,十月革命的種種思潮利用媒體傳入中國,使一批知識精英走向列寧主義,直至作為政治理想組建政黨,意義深遠;而另一批知識精英,樂于借威爾遜主義宣揚“公理”,力圖使中國在新的國際秩序中提高地位,獲得尊重,并帶來對內的變革。精英們在報刊上的討論,是在借助觀念傳播發揮政治影響。只是當時,報刊受眾有限,無論何種主義,對民國初年的底層民眾來說,基本都是“無感”的話術,它只能反映“思想”,卻難以反映“思潮”。

不過觀念和話語在當時已經足夠有力,不關心政治的人極可能會被政治關心,成為輿論話語的祭品。首先,大量的外來詞借助報刊傳播,不斷有新詞被發明;繼而,通過集中報道和討論,成為特定對象的標簽。進入1920年代更是如此,比如眾所周知的“漢奸”、“國貨”、“革命”、“反革命”、“反動”。

有了這種話語上的價值判斷,1919年吳佩孚對自我政治形象的塑造,便比十年前的袁世凱更進了一步。書中提到,當時的吳佩孚只是遠駐湖南的一介師長,卻呼吁時任總理段祺瑞停戰。這一行為在當時北洋系混戰的狀態下備受矚目,吳佩孚以“為國家主和調停”的姿態出現在公共輿論,比起其他北洋軍人更具超越性。另一方面,吳佩孚見巴黎和會后中國反日情緒強烈,果斷通電反對日本及其支持的皖系段祺瑞政權和“安福國會”;他還對新文化運動鼎力支持,與一般舊軍閥的彈壓形成鮮明對比。

更重要的是,吳不僅深諳輿論走向,更懂得利用民眾團體等“白手套”去引導輿論,他借助和各種社團的通電來表達公共立場,儼然是一副為社會大眾謀福祉的新型政治家面孔。高頻率的通電,讓他在媒體上獲得超高曝光度和正面形象,他所運用的都是“反日”、“愛國”、“和平”、“民眾”等帶有高度道德性的話語,這些話語包裝使權力對媒介的干預,比起袁世凱“釋放信號”式的傳統策略,要更加精密和復雜。

超越“報刊視角”的媒介研究

縱觀全書,報刊是考察近代媒介的主要討論對象,而所謂“權力與媒介”的互動平臺也是報刊。但我們對作者的期待不止于此。正如書的前言所言,孔飛力的《叫魂》是研究權力作用媒介和被媒介反噬的絕佳示范。《叫魂》發生在沒有報刊的清代,既然作者的研究緣起受其啟發,那在近代報刊產生后,報刊之外的媒介是否還在活躍?答案顯然是肯定的。報刊所連接的,恰恰是有特定文化背景的知識精英,而在識字率不高的近代中國,哪怕到1949年,報紙的編輯、刊行、流通和閱讀,都并非絕大多數中國人的日常生活。

如果說孔飛力觀察叫魂的流毒式傳播,這一線索源于基層案卷中的民眾反饋。同樣,近代社會地方和基層的媒介仍在延續,民眾口中的傳說、綽號、掌故甚至謠言,作為“次生媒介”,也是同權力互動的關鍵部分。比如提到“傳說”和“掌故”,它或許是有關地方歷史的一種民間書寫版本,或許是對某些特定人物和事件的民間記憶,久而久之,它通過口頭流傳的方式成為一個地方或一個群體的集體記憶,而很有可能發展成為一種儀式化的符號,為權力所用。書中以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為例,敘述其如何利用“占卜”的話術來傳遞自己對時局和國運的認識,以期對曾國藩的決策有所影響。而趙作為一個名不見經傳卻與手握大權的曾國藩關系密切的謀士,確實有可能對時勢產生影響。這是作者考察“次生媒介”的一個嘗試,而此案卻并未形成一條自下而上散播開來的媒介網絡。因為兩人相對私密的溝通,很難在傳播上產生更持久的意義。但事實上,發生在權力中樞、底層人物和民間信仰掌故傳說之間的信息傳遞路徑,要更加多元和復雜。

再比如“謠言”,謠言的重點并非在于造謠者的可惡,而是謠言散播的環境與土壤,足以反映當時民眾對人物和事件的預設性期待,而權力利用謠言或主動造謠來實現政治目的的過程,不斷在近代中國上演。而這些看似權力的“暗面”,很少通過報紙來完全呈現。報紙作為權力利用媒介的手段之一,卻無法代替傳說、掌故、謠言這些非正統性次生媒介的作用。這并非是對既有研究求全責備,而是報刊往往容易將問題和敘事簡單化,使我們很難通過報紙上的“一本正經”的文字去發現權力運作的實際。而搜集上述非正式的集體記憶,就要求研究者視角向下,深入地方社會,通過基層未刊的一手資料、口述訪談來還原“媒介”缺失的部分。

當然,厘清報紙、報人群體的權勢網絡和他們的權力依附關系,尤其是認清近代參與政治的人群如何“利用”報紙,仍能幫助我們更新對近代一些臺面下政治規則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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