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河北麻将官方客服|微乐河北麻将挂下载

馮驥才:從城市到田野

王蔚2019-05-20 13:09

 馮驥才在窯洼炮臺附近發現一塊有重要歷史信息的古碑      (作者供圖)

1832年,維克多·雨果面對著巴黎不斷被拆除的古建筑廢墟,憤而向文物的破壞者宣戰:“所有有價值的都屬于未來。我們有把過去留給未來的義務。”1999年,當馮驥才在法國讀到雨果這篇激情澎湃的文章時,聽見的卻是天津估衣街被拆的消息。

在20世紀的最后一年,國內發生了許多讓人難以忘懷的事:澳門回歸、互聯網大潮涌起、女足奪得世界杯亞軍……對馮驥才個人而言,這一年也有著特殊的意義。他的代表作之一、后來達到數百萬銷量又獲魯迅文學獎的《俗世奇人》在這一年出版,他還當選了中國小說學會的會長。也是在世紀之末的幾年,他開始了另一個轉變,縱入文化遺產保護的“漩渦”,而且似乎再不能脫身而出。從城市到田野,從民協到政協,他一多半的時間和精力都轉到了文化遺產保護的領域。

從藝術追求到文化自覺

從1990年到2000年,可以說是馮驥才從文學向文化轉型、遷徙的十年,是他從作家、畫家的身份向自己第三個身份——文化遺產保護者轉變的十年。

20世紀90年代初,馮驥才回到了表達自我的繪畫領域。他的畫展從天津到濟南,再到上海、寧波、重慶,最后回到中國美術館。從北到南,每一個畫展都反響不凡。也正是在辦畫展的這兩年里,馮驥才接觸到了隱匿于名山大川之間的眾多文物古跡,同時認識了在改革浪潮席卷下被忽視的那部分文化現實。

在山東東平縣“一線天”雕滿摩崖造像的巨石上,幾個孩子舉著錘子高喊:“十塊錢給你鑿下一個佛頭。”罕見的唐代以前的摩崖石雕就這樣毀于無知,這場景深深地刺痛了馮驥才。當時全國有很多類似的事情,他無法裝作視而不見。這也促成了他角色的轉變,轉身投入了文化遺產保護的事業中。

所謂文化遺產,也是一個從國外引進的概念。18世紀末到19世紀上半葉,歐洲正處于從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化的時期。而法國在“大革命”期間,各地對文物、古建筑的損毀現象越來越普遍,這讓梅里美、雨果等有識之士痛心不已。借助作家的社會聲望,他們開始呼吁對歷史遺跡進行保護,并提出人類的遺產除了個人“私有的財產”之外,還有一種公共的“文化遺產”,它是前人創造的珍貴而必須繼承的社會財富。

幾位偉大作家的持續發聲終于起到了作用。1840年,法國第一部文化遺產保護法梅里美《歷史性建筑法案》頒布,這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文物保護方面的法律,也讓法國成為最早開始進行文化遺產保護的國家之一。1887年,法國又頒布了更為全面的《紀念物保護法》。此后數十年間,法國政府陸續頒布了一系列文化遺產保護方面的法律,明確了文化遺產的保護范圍與標準,并組建了專業人士組成的管理委員會負責文化遺產的選定及保護工作。可以說,法國的知識分子在文化遺產保護史上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短短二三十年的時間內,法國民眾樹立起將文化遺產作為公共財富來看待的現代理念,雨果等人功不可沒。

面對文化的劫難,最先產生自覺意識的往往是知識分子。

馮驥才在《漩渦里:我的文化遺產保護史》一書中寫道:“人生的路只有走過之后,回過頭看,才會看清楚。”1990年,他從繪畫領域轉向文化遺產保護領域,既是主動承擔起一個知識分子的抗爭責任,也是被動接過了時代向他壓下來的重擔。在一次上海畫展之后,馮驥才和幾位畫家好友一同游歷周莊,聽說一棟精致的迷樓即將被出售拆毀,馮驥才不忍心,想著出售一幅自己得意的畫以買下迷樓。雖然最后房主明白了房子的價值,不愿賣了,但總算還是保住了這棟小樓。這或許是他不知不覺中邁出的文化遺產保護道路上的“第一步”。在他的故鄉寧波,得知賀知章的祠堂年久失修面臨損毀的窘境后,他又賣畫為寧波文聯籌措二十萬,重修了賀知章祠堂,讓其得以保留……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那些數字對于個人而言顯得沉重,但這似乎是當時能采取的最有效辦法。

從一開始的偶然為之,到后來的主動參與,馮驥才對文化的自覺意識也是逐步產生的。馮驥才在《漩渦里》寫道:“雖然文化可以看見,但文化的問題總是隱藏在生活里,文化的轉變總是在不知不覺之中。所以,開始時可能只是一種感覺和察覺。出于某種敏感而有所觸動,還會情之所至地做出反應。可是如果它是一個新時代注定帶來的,你就一定要思考了。只有思考才會產生自覺。”

這種源自對文化的敏感和觸動的自覺意識,讓馮驥才在文學、繪畫等方面的藝術造詣日漸通達,卻又讓他處處感受到文化所面臨的危機。先于民眾擁有文化自覺的人,馮驥才稱之為文化先覺者,他們必須承載起傳承文明、啟迪民眾的使命。

知識分子的責任意識

歷史和民眾對于知識分子的要求往往是苛刻的。愛德華·W·薩義德曾經指責知識分子的逃避:“所謂逃避就是轉離明知是正確的、困難的、有原則的立場,而決定不予采取。”關于當代知識分子,馮驥才曾經也直言:在文化轉型的過程中,“知識分子缺席了”。或許應該將這句話當作馮驥才對“知識分子”這一群體的期望與呼吁。在文化反思和自我批評中,他勾畫出自己理想的知識分子形象:把傳承民族文化的使命作為內在追求,出于文化自覺并以關切和熱愛,踐行著沉重的文化使命。

1994年,馮驥才對文化遺產的概念已經逐步清晰了。此時城市改造的大潮涌來,天津瘋傳即將拆除老城區的消息,驚詫之余,他開始行動。倘若只談“使命”“社會責任”,無非月露風云,不著邊際;而擁有行動力和解決問題的能力,讓馮驥才能夠將對文化的一片赤誠落到實處。當1994年天津城市改造如“掃蕩”般掃去天津老城的記憶時,馮驥才新布置好的“大樹畫館”里,自發地聚集起一群想要留住老天津文化卻又不知如何做起的“志愿者”。緊要關頭,馮驥才立即做出決定:以照相的方式把城市的影像“搶”下來。

    四年過去了,賣畫仍是文化遺產保護行動的最主要經濟來源,原地踏步、捉襟見肘的窘境頻頻出現,于是這些由專家學者、學生等組成的志愿者們盡可能地“自掏腰包”。多年之后,人們才會記起這次無私的、頗具悲壯感的民間行動,它在文化遺產保護歷史上的啟蒙意義,讓其過程和目標都顯得如此重要。

與此同時,馮驥才還做了一件大多數學者難以做到的事情。他是政協委員、文聯主席、著名作家,憑借著這幾重身份,馮驥才努力地說服政府部門支持這次行動,保留下城市的歷史。最終,在幾位有文化眼光的官員的幫助下,“鼓樓中心那一塊城區和東門內大街原生態地保留下來,還有幾個著名的建筑精華楊家大院、徐家大院、卞家大院和倉門口教堂等一些重要的歷史建筑免遭拆除”。1995年,在馮驥才的呼吁下,南開區趕在天津城市改造開始之前修建起了老城博物館。經過幾個月走街串巷的奔忙,天津人似乎也開始在乎自己的老城了。這是馮驥才的第一次文化行動,這一行動的“成果和過程”讓圍聚在馮驥才身邊一起戰斗的人們振奮不已。

在文化覺醒未上升到國家和民眾的層面時,馮驥才擔任起了這個先行者的角色,并將這個任務歸于知識分子群體,“我認為知識分子的定義就是富有責任感的人,有知識有文化的人,就是負有責任感的文化人。這個責任感跟那個時代給予我們的是分不開的”。

一年后,馮驥才應央視之邀奔赴敦煌,朝圣一般寫就《人類的敦煌》。如果說巴黎之行為他的理想找到了現實的依托,那敦煌之行就是為他打通了民族文化的血脈。他將敦煌稱之為自己的“課堂”,而這堂課上,馮驥才真正承接了從劉半農、張大千、常書鴻等前輩的文化遺產保護傳統。

回望過去,馮驥才自稱是“時代的幸運兒”,然而時代留給他的不盡是美好,另一半是痛心、憤怒以及失望。

距離1999年估衣街倒塌的塵土已經飄散了二十年整,現在看來,這場令馮驥才回想起來依然痛苦的老城保護行動,仿佛一個標識、一個廢墟中誕生的文化符號,印刻在每一個文化自覺或對歷史有敬畏之心的人的心中。從想盡一切辦法呼吁、溝通,到通過演講、簽售、公開采訪等切實行動以為看見了曙光,再到被欺騙、被冷處理,估衣街的遭遇讓馮驥才如墜冰川,切實體會到了此中的艱難以及文化現狀的冷酷真實。保護行動以失敗告終,老街沒有了,但這不是結束。他的“老戰友”向云駒所說:“馮驥才與他的志愿團隊,讓整個天津市從政府和政府官員到民眾和各個階層,都重新審視天津城史,確立起一個城市的文化個性所在和文明史觀,知道一個城市從哪里來到哪里去。”這是保護估衣街的初衷,也是其內在的啟迪民眾的目的,只不過喚醒它的代價過于高昂。

留下農耕文化的精華

“我在中國大地田野跑的時候,我真是感受到了我們中華文化的燦爛。”

在新世紀之初,馮驥才當選為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的主席。帶著“對民風民藝的情感與情懷”,他踏上了民間文化的了解和保護之路,繼而將世人的目光引向了正在被遺忘的鄉土。

幾經周轉,由中國民協發起的“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正式啟動。沒有經費,沒有政府“立項”,僅憑著一幫人的一腔熱血和對民間文化的熱愛,這一龐大的工程竟然真的啟動了。全國性的田野普查全面開始了,“大到古村落,小到香包”全都在此次普查之列。多年之后,馮驥才在《漩渦里》回憶起這段歷史,仍舊會為自己的“大膽”而驚訝。

發軔之時是理想化的,但如果沒有這次看上去略顯“魯莽”的文化行動,或許今天就很難見到在河北蔚縣精巧的剪紙藝術,也看不到天津楊柳青、山東濰坊楊家埠等地曾名噪一時的年畫工藝,又比如云南大理的紙馬、閩西到贛南的萬座土樓、福建建陽的古老印版……當然,賣畫依舊是這個工程前期的主要經濟支撐,經濟狀況在2004年馮驥才民間文化基金會成立后才逐漸得以改善。

費孝通說:文化是依賴象征體系和個人記憶而維護著的社會共同經驗。這樣說來,每個人的“當前”,不但包括他個人“過去”的投影,而且還是整個民族的“過去”的投影。文化得靠記憶,不能靠本能,所以人在記憶力上不能不力求發展。我們不但要在個人的今昔之間筑通橋梁,而且也得在社會的世代之間筑通橋梁,不然就沒有了文化,也沒有了我們現在所能享受的生活。

在中華大地的田野中,有著構成我們民族共同經驗的最質樸、最鮮活的民間文化。而在工業文明的沖擊之下,原本靠個人記憶維系的民間文化在高速流轉中迅速遺失。丟失掉民間文化的基石,丟失掉民族在農耕文化時代所創造的燦爛成果,無疑是巨大的災難,而這個過程是不可逆的。文化不存在了,民族共同體必然面臨危機,民族自信和復興則更無從談起。

英國政治哲學家哈耶克認為,從長遠的時間來看,通過形成公眾輿論,當今知識分子的觀點會對明日政治產生前所未有的影響。馮驥才要做的,是要在這“社會的世代之間”維系民族的記憶,這僅憑個人之力是難以完成的。自1983年擔任了全國政協委員以來,一年一度的政協會議就成為馮驥才為民間文化遺產爭取關注和支持的戰場。

曙光出現在2006年。這一年,政府對于文化遺產保護的意識逐漸明確,一個新的、國際化的名詞出現了——“非物質文化遺產”。國家倡導的“非遺”與民協所說的“民間文化遺產”在本質上講是一樣的,有政府力量的主導,馮驥才和民協的其他專家學者們自然踴躍投入其中。繼而“古村落保護”、大地震后的“羌文化搶救”等浩大而繁復的工程得以實施。

精衛是一種精神

從城市記憶到田野調查,從天津一城到全國各地,這二十年的文化遺產保護歷程總是悲欣交集。做超前于時代的事,總會讓許多人不理解,甚至有巨大的阻力,其背后的辛酸可想而知。更何況馮驥才的工作不僅是保護性的,更是開創性的。向云駒這樣評價馮驥才:“他推動了中國民間文化整體性搶救保護事業的開拓發展,尤其是對中國民間美術領域比較系統性的基礎田野調查與文化搶救記錄,都是填補空白式的文化貢獻。”

商品社會里,大眾對民間文化缺乏價值認同,這給民間文化遺產的保護工作帶來了更多的阻力。有一個記者曾經問馮驥才:“你這不是精衛填海嗎?”馮驥才回答:“精衛填不了海。但精衛是一種精神。”如果一個時代沒有人為保留人類的藝術品抗爭,那人類的文明將淪喪到一個何等可悲的地步。雨果在一百多年前的問題,放在今天仍然振聾發聵:在這文明高度發展的時代,從什么時候起竟然敢審問藝術的實用之處了呢?

一個民族的文化自覺向來是緩慢而易損的。城市化的轟鳴中,大批傳統村莊的消失或許不可避免,但我們對承載過幾千年中華文化的鄉村缺少了些許溫情與敬意。馮驥才愿意慢慢將自己的觀念傳遞下去。他講起某次到安徽徽州某個村莊考察的故事,當地的人想讓他看一下他們村落的保護情況,走進村里,馮驥才忽然看到一根電線,房頂是灰色的,墻是白的,原本白色的電線被涂成了灰色。涂完后電線和房屋就協調了。他問,這個線是誰涂的?村民說,這不是您的觀點嗎?

“文化遺產保護者跟作家的想法一樣,最希望自己的想法能夠被老百姓接受。”馮驥才這些年一直呼吁的文化觀念,如一只蝴蝶扇動翅膀,最終引起氣勢如虹的大風,從廟堂之高吹至江湖之遠,最后略過田野,飄進尋常百姓家。這是讓一個文化遺產保護者最感欣慰的事。

在“馮驥才記述文化五十年”系列里,馮驥才選用了“冰河”“凌汛”“激流中”“漩渦里”作為書名。四個書名如一條河的不同時節,這條河映襯著他的生命軌跡,時而冰封,時而澎湃。

兩千多年前,行走在中原大地上閱遍萬里河山的孔子說:“智者樂水,仁者樂山。”我想,在大江南北穿行多年、風來雨往的馮驥才,無疑是智者也是仁者。不知在多年的文化遺產保護生涯中遭受諸多磨難之后,他是否還有“智者之樂”,但民間文化無疑需要他的“仁者之壽”來守護。馮驥才說:“我現在還不算特別老,我也不知道未來還有多長。反正在生命的句號畫上之前,我要讓我的每一步、每一個字都端端正正。”聚光燈下,我們看到一個七十七歲的人,秉承著自孔子以來的中國知識分子的不朽精神傳統,端正從容,不惑不憂,無所畏懼。

 

人人河北麻将官方客服 股票融资融券是好是坏 棋牌游戏最低提现10元 手机幸运彩票赚钱吗 辽宁35选7开奖时间 丰禾棋牌骗了多少人 沈阳四冲娱网棋牌官网 山东福彩20选5开奖结果 2019卡牌类手游排行榜 澳洲五分彩走势图 斯诺克比分直播g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