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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小平南方談話的歷史價值與當代意義

胡德平2019-08-22 11:35

(圖片來源:全景視覺)

 
 

編者按:今天(2019年8月22日)是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誕辰115周年。

如今的中國經濟已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這一切都得益于鄧小平開啟的改革開放之路。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經濟增長。

在這一個特殊的日子,我們重新刊發經濟觀察報紀念鄧小平的系列報道,以饗讀者。

 
 

經濟觀察報 胡德平/文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鄧小平同志視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談話。回顧歷史,重溫鄧小平當年的重要談話,其歷史價值和對當今改革開放事業的指導意義,仍然值得我們嚴肅對待、認真學習。

一、談話的歷史背景

鄧小平同志的南方談話到底有幾次?我認為有兩次:一次是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他在上海的談話;另一次是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他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談話。

鄧小平兩次談話可以說是姊妹篇,其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比如,他在1991年的談話中說:“改革開放還要講,我們的黨還要講幾十年。”“市場也可以為社會主義服務”。“閉關自守不行。……開放不堅決不行”。“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點,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這和他1992年的談話有什么矛盾嗎?一點矛盾也沒有,基本精神完全一樣。我認為這是鄧小平第一次南方談話。

但鄧小平這次談話,廣大干部、群眾并不知道,反而引起了社會上對改革姓“資”姓“社”的激烈爭論,這次談話被爭論淹沒了。所以,認為小平同志曾有過兩次南方談話是對的,把第一次南方談話看作是第二次南方談話的歷史背景,這種說法應成立。本文即把小平在上海的談話作為他1992年南方談話的歷史背景來認識。

鄧小平南方談話的歷史背景還有一個重要內容,就是他對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態度。在改革初期,比較一致的意見是搞企業的擴大自主權,但是用了很大的力氣推不動,沒想到農村餓肚子,糧食不夠吃,有包產到戶了,開始爭論。鄧小平講,有人對此的態度是:“有許多人不同意,家庭承包還算社會主義嗎?嘴里不說,心里想不通,行動上就拖,有的頂了兩年,我們等待。”這段話也是鄧小平1991年在上海講的。也就在當年的11月25日至29日,黨中央召開了十三屆八中全會,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決定》。

黨中央這次全會的決定,不是無的放矢。當時很多省開展了農村社會主義教育活動,好像是農村又出現了兩條道路、兩個階級的斗爭。這實際就是對農村的聯產承包責任制提出懷疑。田紀云同志回憶當年的情況說,搞社會主義教育活動,連他這位主管農業的副總理都不知道,這不亂套了?此時,有一種輿論來勢很猛:政治上的自由化來自經濟上的自由化,經濟上的自由化來自農村的包產到戶,鄉鎮企業就是不正之風的溫床,三資企業就是和平演變。如果問題不嚴重,如果人們的頭腦未被搞亂,中央何至于要做這么一個決定呢?其實當時聯產承包責任制還要統分結合,農村辦不了的水利、種子、化肥,可以統,統和分是雙重措施,而且說我們要走一條高效益、低投入的農村發展道路,還要生態環保,當時生態環保就提出來了。一個半月之后,鄧小平才南下湖北、廣東發表南方談話。談話之始就是談農村改革,肯定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贊揚黨的十三屆八中全會開得好。我認為這次全會成功召開,也是鄧小平南方談話的又一層歷史背景。

二、怎樣理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一段時間以來,由于片面強調GDP的增長,產生了許多片面、機械、畸形的做法,忽視了發展生產的最終目的是為了人民,影響了國內需求;放松了經濟結構和增長方式的調整,產生了一種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生產模式。這些弊病必須盡快扭轉,轉換經濟發展的思路。

但是,能否因為要糾正追求GDP發展速度出現的偏差問題,就動搖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呢?我認為,絕對不行!不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那要以什么為中心呢?當然不能重走以階級斗爭為中心的老路,國家生活也不能以政治、文化、教育、醫療、國防為中心吧!

鄧小平同志在蘇東社會主義國家劇變之后,非常清醒地認識到,不能再回到舊有的階級斗爭老路上去。他的南方談話,首先是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做了明確表態:“關鍵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在他看來,貧窮的社會主義是不合格的社會主義。“只講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生產力,沒有講還要通過改革解放生產力,不完全。”今天,盡管我國的社會經濟方面出現了諸多問題,但對這一中心任務切不可有須臾的懷疑和動搖。一些問題恰恰還是對經濟問題鉆研不夠、認識遲緩造成的。這是我要說明的第一點。

第二點,我黨提出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治國理念,絕不是單純的、純技術的觀點。這一中心觀念是和民生、人民群眾的需求、生產目的直接掛鉤的。

改革初期,我黨提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戰略任務,就不是一個空洞的、口頭的號召,而是有著豐富的、重要的內容,也就是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在20世紀末要翻兩番。1979年,鄧小平就對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說,20世紀末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將“達到小康”水平。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為中國的發展算了一筆賬:從1980年到1988年,尤其是后5年,共創造工業總產值6萬億元,年增21.7%。吃、穿、用、住、行各方面的工業品,如彩電、冰箱、洗衣機和鋼材、水泥都有大幅度增長。農民蓋了新房,鄉鎮企業異軍突起,剩余勞動力大量向城鎮轉移,原先城市中人人羨慕的“四大件”(自行車、縫紉機、收音機、手表)早就飛進普通農戶家庭。鄧小平說:“這是一個非常生動、非常有說服力的發展過程。”因此,我們可以毫不含糊地說,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當時的國民經濟掛鉤,和人民需求掛鉤,和小康生活掛鉤,基本是做到了的。以后在GDP的發展中,我們將要更加注意經濟成果為全民共享,不僅是要國強,還要民富,加大二次分配、城鄉社會保障、公共開支的力度,把民生問題處理得更加和諧公正。

第三點,我黨提出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治國理念,也不是靜止的、孤立的觀點,這一觀點也是和民權、民眾權益密切掛鉤的。

民權應該賦予更多的法律含義,就是民眾的合法權益應該受到法律保護。隨著我國工業化、城鎮化的飛速發展,我國基本農田的紅線受到侵蝕,農村的土地、建設用地大量變性為國有土地,由此使部分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和農民的合法權益受到極大傷害,從而發生了不可勝數的官民沖突和群體性事件。值此巨大變化之時,讓我們回憶一下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說的一段話,仍有現實意義,值得我們牢記。他說:“城鄉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長期保持穩定。當然,隨著實踐的發展,該完善的完善,該修補的修補,但總的要堅定不移。即使沒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變,不要使人們感到政策變了。有了這一條,中國就大有希望。”農村的土地政策當然要完善、修補,還要發展、改進,但不能改變政策的方向和法律。

當年在農村改革中,身處一線的杜潤生同志著書回憶道:“包產到戶是屬于分權性質的改革。”他認為分權給農民一點自主、自由的空間,就能釋放巨大的生產力。前幾年,廣東省委正確、妥善處理了烏坎事件;上海閔行區試行了在農村集體的建設用地上,修建公租房的事例;國務院有關部委決心要上海、溫州、大連、武漢承擔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的試驗任務,這很好,其中心內容就是“產權明晰,用途管制,節約集約,嚴格管理”。農村的經濟發展和集體土地、農民用地的法律問題必須緊密掛鉤,亦即和民權掛鉤,這是今天農村社會萬萬不可忽視的農民權益問題。

最后,只要我國的經濟發展、繁榮和民生、民權緊密結合,互為一體,民主問題,村民和城鎮居民自治組織就會逐漸走上正軌。那么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就能真正統一起來,即使三者的利益有激烈反復的博弈,三者的利益邊界也會逐漸清晰起來,那種漫天要價、利益通吃的不公平現象也會難以立足。所以,生產力的發展,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任務,除了要和民生、民權掛鉤,也必須要和民主掛鉤。因為這時公民手中的選票,表決的事項,才和自己的物質利益、法律權屬血肉相連,呼吸相關。要說這種民主,公民沒有興趣,公民素質不能逐步提高,那才是天大的笑話。

三、為什么要開放?

中國的革命、建設、改革,當然要自力更生,內因為主,但能否離開國際環境和國際交往呢?如果離開國際、時代的歷史背景,中國今天處在什么樣的社會發展階段都很難說。

截至2010年底,我國共有13000家企業到國外設立了16000家企業,共投資3172億美元,形成資產總額15000億美元,輸出勞務人員543萬人,而個人出外謀生打工經商者及家屬還未計算在內,僅溫州一地恐怕就有百萬人以上吧。

回顧歷史,1894年甲午戰爭,中國戰敗,最先有感割地、賠款、痛哭亡國滅種、力求變法的人是康有為、梁啟超等少數人。他們“公車上書”,呈言三論:拒簽和約,遷都再戰,變法圖強。但早于“公車上書”8個月之前對中國提出忠告者卻是一位歐洲人——恩格斯。他的話對今天的中國人,對戰爭與和平、對認識世界形勢、人類歷史仍有重大意義。本文即把他在1894年11月一段論中國的話抄錄于下,以紀念鄧小平同志的南方談話:

在中國進行的戰爭(甲午戰爭)給古老的中國以致命的打擊。閉關自守已經不可能了;即使是為了軍事防御的目的,也必須敷設鐵路,使用蒸汽機和電力以及創辦大工業。這樣一來,舊有的小農經濟的經濟制度(在這種制度下,農戶自己也制造自己使用的工業品),以及可以容納比較稠密的人口的整個陳舊的社會制度也都在逐漸瓦解。千百萬人將不得不離鄉背井,移居國外;他們甚至會移居到歐洲,而且是大批的。而中國人的競爭一旦規模大起來,就會給你們那里和我們這里迅速地造成極端尖銳的形勢,這樣一來,資本主義征服中國的同時也將促進歐洲和美洲資本主義的崩潰……(《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4—675頁)

恩格斯的話,當時并未化為現實,今天也不可簡單類比。那時,我國的開放是“門戶開放”,是被動的,是消極的,是喪失主權的。今天的開放則是完全相反的。中國群眾和世界各國的競爭,今天已化為活生生的現實。其中,就有我國民營經濟的力量,其作用不可小看。中國人的群眾性競爭,將和世界上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一起,徹底改變世界經濟的格局和舊秩序,把世界推向一個和平、發展、安全的新時代。不管我國經濟存在多少問題,但歷史的機遇、中國的進步將是無人能阻擋的。

四、需要繼續學習的新課題

鄧小平同志在南方談話中說:“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又說,改革不敢闖,“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鄧小平的講話教育了廣大群眾、干部。但也要看到,一些人仍然未被說服,在一些領域中市場運作對一部分人也確有傷害。有人看到貧富、城鄉差距,基尼系數、恩格爾系數,就是要對改革問個姓“資”姓“社”問題。如何從多個角度理解鄧小平這些論斷,我想從改革歷程的角度,說一些不成熟的意見。

安徽農村開始包產到戶時,萬里同志明確支持農民要吃飯、要包產的愿望和自由。某人和萬里就此問題展開了尖銳的爭論。爭論的核心是,到底是要社會主義,還是要人民群眾?那位同志說,我要社會主義!萬里說我要群眾。我覺得,“我要群眾”這個話真是改革的良心、智慧和膽略。杜潤生在書中評論:“爭論雙方所用語言、邏輯上雖有不嚴密的地方,真理是在萬里一邊,社會主義目標是為了人的全面發展。”1982年的中央“一號文件”說“包產到戶”是“尊重群眾的選擇”。真實的歷史留下了當時人們真實的內心記錄:什么叫“社會主義的目標”?如何“尊重群眾的選擇”?

歷史的這一瞬間說明了萬里同志不但出于一個真正的共產黨人對農民長期饑餓的同情,也說明了共產黨人的一種責任和使命,更是他的一種社會主義價值觀。我認為,包產到戶的爭論是一次典型的姓“資”姓“社”的爭論。還有一次集中的爭論就發生在上世紀90年代之初。這種性質的爭論,不是偶然的,其歷史背景可以追溯到建國初期。

中國社會主義的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毛澤東同志很快又重提階級斗爭,而且把階級斗爭又作為處理各種矛盾和問題的總綱,其他多重要、多急迫的問題都是細目。因而全黨、全民普遍形成了一種固定的思維和話語模式:就是凡事都要問個姓“資”姓“社”。按此模式行事,起碼可保自己一人一家的平安無事,甚則名利雙收;若被野心家利用,即使造出“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也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輿論,整個社會也會無語沉默。這一思維、話語模式隨著粉碎“四人幫”,真理標準討論,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和改革開放的興起,已逐漸消歇,但一直沒有絕聲。未曾想到的是,在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前,姓“資”姓“社”的質問、批判又成氣候。在社會主義國家中,豈有不能問個“姓‘資’姓‘社’”的道理?這種輿論又使廣大干部、群眾對改革開放事業陷于迷茫困惑之中。

鄧小平南方談話,關于對改革“姓‘資’姓‘社’”問題的回答,他首先從“三個有利于”的立場看待這一問題,哪有反對生產力發展、人民幸福和國家富裕的社會主義呢?其次,他從接受人類共同的物質、精神財富的態度出發來認識這一問題,其中就包括吸收和借鑒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一切先進合理的經營管理及市場運行的手段。

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存在著制度性的矛盾,制度性的矛盾不意味著社會的分裂、矛盾雙方的絕緣。比如英國早期資本主義勞資雙方的矛盾,能夠引起資本家和無產者互不來往,社會分裂嗎?我認為不管剝削多么殘酷,雙方總生活在一個矛盾統一體中。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難道就一定要和資本主義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絕緣,不進行交流嗎?這也是不可能的。厲以寧老師有一席話對我啟發很大。他認為隨著時代、歷史的進步發展,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雙方體制、機制都變得更有彈性了,內容、形式也都變化得更加豐富多樣了。他認為資本主義制度有剛性和彈性兩種類型,從二戰后到上世紀70年代,已由自由市場經濟的體制調節為混合市場經濟的體制。厲老師概括兩類社會制度目前的命運是:改革體制則制度存,固守體制則制度亡。我認為用這種觀點,也許可以更深入解讀鄧小平那句“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條”的名言。

鄧小平曾說:“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就沒有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在黨的十二大上,他還說要把“我國建設成為現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國家”。他認為,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制這樣的災難不會發生在西方民主國家,更不要說“文革”了。2012年,習近平同志在美國談到的人權問題也是此類問題。

可見,社會主義不但要有它基本經濟制度、生產關系的實體,也要有它的上層建筑和社會的價值觀念。而馬克思主義對科學社會主義價值觀的最終說明,就是“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在一個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用此價值觀念解釋我國改革的實質和前途恐怕更為徹底。這是鄧小平南方談話給我們提出進一步思想解放的又一嶄新課題。

(作者系原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全國工商聯黨組書記、全國政協常委,現任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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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歷史系黨史專業畢業,大學學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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