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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國吾民】年廣九:兩度入獄也沒放棄瓜子生意,誰給了”傻子“膽量?

葉心冉2019-09-26 12:09

經濟觀察報 記者 葉心冉 以傻子自居的年廣九其實并不傻,相反他憑借破壞規則的冒險精神成為了中國最早一批積累上百萬財富的個體戶,而這背后與其低微的出身、坎坷的經歷不無關系。

尋找年廣九

財經作家吳曉波曾發表感言,在過去四十年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一個人能不能成為優秀的人,跟你出生在什么家庭沒有關系,跟你的智商高不高沒有關系,跟你所在區域資源豐富不豐富沒有關系,只有一個關系——欲望,你愿不愿意富起來,敢不敢為了致富而冒險。

用這句話來描述被稱為“中國第一商販”的年廣九似乎很是貼切。上世紀八十年代,因為要填飽肚子,年廣九踏上經商之路,后因屢次挑戰舊規則,經歷多番大起大落,有過風光一時,也有過鋃鐺入獄。在當下的商界,年廣九已經歸于黯淡,其創辦的“傻子瓜子”也不再引起熱議,“年廣九現象”已經從社會的“異態”演變為“常態”。但在這一重要的時間點,回顧這段個人歷史,我們得以尋至年廣九所在的位置,窺見時代背景下的那人那事。

9月4日,記者從上海趕往蕪湖,首先來到了被稱為中國首家以瓜子為主題的博物館:傻子瓜子博物館。這是由傻子瓜子總公司和年廣九的次子年強共同發起并投資興建的民辦博物館。

進入博物館內,首先看到兩行特別顯眼的大字:“一個傻子帶動了一個城市的崛起 一粒瓜子詮釋了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傻子與城市崛起,瓜子與改革開放,一小一大的主題是如何產生聯系的?在見到年廣九先生之前,記者邊參觀博物館邊與工作人員聊了起來。

這位工作人員大概五十多歲,是地道的蕪湖本地人,見證了年廣九和傻子瓜子三十多年來發生的一切。他指出,現在來看,不管是傻子瓜子的企業規模還是年廣九本人的學識眼界,在當下激烈的競爭環境中都已經不再熠熠生輝,但是每當重要的時間節點,人們總還是會想起年廣九,是因為他在歷史的進程中找到并坐穩了自己的位置,“當你回顧八十年代民營企業的發展軌跡,你不可避免地要提起他”。

誠然,2018年適逢中國改革開放40年,10月24日,全國工商聯發布《改革開放40年百名杰出民營企業家名單》,年廣九以“傻子瓜子創始人”的身份名列其中。

傻子沒在怕的

記者在與博物館的工作人員聊了一個多小時以后,得以見到年廣九先生。剛度假回來的年先生要緊鑼密鼓投入到瓜子銷售旺季的原材料準備中,交流采訪里,一個幾起幾落的私企樣本得以呈現。

1937年,年廣九出生于安徽懷遠縣的一貧寒農家。由于家鄉資源匱乏,十分貧窮,年廣九7歲跟隨父母一路從懷遠逃荒到了蕪湖,9歲幫襯父母擺攤叫賣水果。但是后來,水果攤被當作“資本主義尾巴”割掉了;1963年,販板栗受到“打擊投機倒把辦公室”的清查,入獄被關了一年;1966年“文革”期間,被定為“挖社會主義墻角”,冠上“牛鬼蛇神”的罪名,再次入獄20多天。

出獄后,年廣九并沒有消停,繼續偷偷摸摸地做些小生意。1972年,年廣九經人指點,盯上了賣瓜子這門生意。他學到了炒瓜子的手藝后,說炒就炒,并把炒好的瓜子分成一個個的小包,帶到電影院門口去賣,每包5分錢,非常受歡迎。

1980年,傻子瓜子開始在中山路十九道門擺攤出售,消費者排起長隊,日銷量可達一兩百斤。

“傻子”稱號的由來據說是年廣九賣瓜子的時候總是習慣性地為顧客多抓一把,因此被人稱之為“傻子”。年廣九告訴記者,過去街頭小商販沒有人支持,他就抓一把免費給客戶品嘗,“這個是客戶給予的,我就接受了”。上述工作人員稱,“他能把別人帶有貶義的評價理解為某一方面的贊賞,這就是年廣九的容忍之心。”

不僅容忍,年廣九甚至將“傻子”作為自己的招牌加以推廣。1981年底,年廣九、年強在郊區租地,建起廠房,辦起了蕪湖第一家私營企業——傻子瓜子廠,并注冊了“傻子瓜子”商標。在現在來看,那時的年廣九已經頗具IP打造意識,將傻子個人的知名度與傻子瓜子的知名度牢牢捆綁在一起。

傻子還有另外一件鋌而走險的事。因傻子瓜子經營日漸紅火,人手不足,年廣九便開始雇傭工人。1981年9月,他雇傭的幫手有4個,到1983年,他雇傭的幫手增加到103人。但在當時,“七下八上”是一條鐵定的界線,因為馬克思《資本論》里論述過:“雇工到了八個就不是普通的個體經濟,而是資本主義,是剝削。”不僅如此,在別家都在曬麥子、曬稻谷的時候,年廣九將受潮的現金鋪滿整個院子晾曬,更是引起軒然大波。一時間,對于年廣九“重走資本主義剝削工人的老路”的質疑紛紛襲來。

但年廣九并非個例,彼時的中國有超過15萬工商戶。對于雇工的看法,社會上掀起了廣泛熱議。1981年5月,《人民日報》刊登《一場關于承包魚塘的爭論》,焦點就是“雇工算不算剝削”。為此,《人民日報》開辟了怎樣看待承包魚塘問題的專欄,進行了三個多月的討論。這其中折射的正是改革開放初期,如雨后春筍般冒出的工商戶普遍的疑問。在政策不明朗的情況下,任何風吹草動都會讓這些工商戶惶恐不安。

1982年4月間,一份由安徽省委撰寫的關于“傻子瓜子”雇工多、社會反響大,認為其走資本主義道路,主張加以限制的調查報告送到了鄧小平的案頭。對此,鄧小平做出表態,“不要動,先放一放,看一看”。這是鄧小平最早談到傻子瓜子。

這個“放一放”為傻子瓜子提供了施展拳腳的空間,也讓眾多將傻子瓜子視作風向標的個體工商戶從惴惴不安中獲得喘息的機會。

1984年10月22日,鄧小平在中顧委第三次全體會議的講話中再次提到了傻子瓜子:“前些時候,那個雇工問題,相當震動呀,大家擔心的不得了,我的意見是放兩年再看,那個能影響到我們的大局嗎?如果你一動,群眾就說政策變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決了一個傻子瓜子,會牽動人心不安,沒有益處。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么,傷害了社會主義嗎?”

此后,關于民營經濟發展的多個重要論斷被提出。1988年6月,國務院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提出“私營企業是指企業資產屬于私人所有、雇工八人以上的營利性的經濟組織”,“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愈加清晰的政策,為民營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基本條件。

年廣九表示,一個傻子為什么不怕一切?是因為把心給了黨,相信黨的建設方針,跟隨黨的號召和道路,不是傻子膽子大,而是黨給了我們膽子。

谷底的轉機

命運交給年廣久的劇本,磨難還遠沒有結束。

目不識丁的年廣九有自己總結出來的一套經商方法論。在炒貨競爭加劇的時候,年廣九主動降價,招攬顧客。在同行效仿紛紛降價的時候,他又提高瓜子品質,轉做高端。年廣九還想出憑車票的外地人不排隊、結婚的買十斤不排隊、軍人不排隊等一系列營銷策略。

1986年,國內開始興起有獎銷售,作為營銷鬼才的年廣九自然不會錯過。他的目標是要做成全國最大的有獎銷售,當時的一等獎是一輛上海小轎車,二等獎摩托車10輛,三等獎彩電100臺。一時間,消費者的熱情被極大點燃。據介紹,僅三個月,傻子公司就獲純利100萬元。

但隨后官方的一紙文件強制叫停了有獎銷售,消費者的退貨如浪潮般向傻子瓜子涌來。瓜子變質、資金吃緊、法律糾紛,多米諾骨牌應聲倒下。記者在博物館遇到的工作人員講述,那一次,傻子瓜子和年廣九都遭到了重創。

曲折前進的還有當時的民營經濟。1988年下半年開始,國民經濟出現過熱現象,搶購風潮、倒買倒賣使得部分商品變得緊缺,經濟秩序陷入混亂。為此,1988年黨的十三屆三中全會提出“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的改革方針,并通過壓縮投資規模、調整投資結構、提高存款利率、限制購買力、徹查在建項目、嚴控物價上漲等方式加強對宏觀經濟的監督管理。隨之而來的是人們對民營經濟看法的轉變,還有呼吁“不能吸收私營企業主入黨”、“加強城鄉個體工商戶和私營企業稅收征管”等,民營經濟再次成為灰色名詞。

1992年初,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第三次談到了“傻子瓜子”問題,“農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個‘傻子瓜子’問題。當時許多人不舒服,說他賺了一百萬,主張動他。我說不能動,一動人們就會說政策變了,得不償失。”也正是在這次南方視察中,姓“資”還是姓“社”的爭論得以結束。1992年5月,國家體改委頒發了《有限責任公司暫行條例》《股份有限公司暫行條例》,10月,黨的十四大正式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民營經濟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

年廣九說,“黨保護了私營企業,要跟黨走。一個個體商販,黨給我三次光懷,不能忘了一切,要自立根生。”年廣九還說,“社會大學我畢業了,出來一個新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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